余华日前来杭州演讲，记者问到“口吃”，余华答：“其实我依然口吃，但奇怪的是，只在说家乡话的时候才口吃，说普通话没问题。”记者闻言如获至宝，头版列出小标题：“口吃只为家乡话”。不过，余华糊弄记者的话半真半假，是小说家言。
诗人伊甸近日回忆起青年时代和余华一起参加的某次笔会，说那次笔会上来的几乎都是结巴子。当然，年轻时的伊甸说话也结结巴巴。在余华的家乡海盐县，口吃的人被叫作“革子”，不同于北方话的“嗑子”。当年海盐一帮舞文弄墨的朋友都有点结巴，某日在一个朋友家聚会，期期艾艾之声让朋友的老婆听得心烦，嗔道：你们诗社还是改名“革委会”吧。这是笑话，不过如果留意一下，就会发现结巴文人真的很多———柳亚子和南社诗友论诗，说着说着会突然倒地大哭，这倒不是名士风流，而是因为口吃争不过别人。丛维熙和老友打电话，打着打着会突然摔了话筒，也并非真发脾气，而是结巴毛病犯了。冯友兰上哲学课，讲到亚里士多德时，总是没完没了地“亚、亚、亚……”，梁遇春说自己“畏讲台如猛虎”，朱自清上课最怕学生提问……其实都是因为口吃。可见，口吃和不少文人之间，是有着某种联系的。
西方文艺理论有“补偿”一说，认为文艺创造深受生理或心理疾病影响。就像《奥德赛》中的盲歌手德摩多科斯，缪斯女神“剥夺了他的视觉，却给他甜蜜的歌喉”。口吃者善于写作，大概也是一种补偿。两千年前的古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———《史记》说韩非：“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。”说司马相如：“相如口吃而善著书。”《汉书》说扬雄：“口吃不能剧谈，默而好深湛之思。”《晋书》说左思：“貌寝口讷，而辞藻壮丽。”这些句子中的“而”字，像桥一样沟通了口吃与写作之间的关系。
研究一个文人的创作，必须探索其心路历程。对一个结巴文人来说，口吃对其心理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梁晓声在《狡猾是一种冒险》一文中说：“童年的我口吃得非常厉害，往往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啊啊呀呀半天，憋红了脸还是说不出来。父母为我犯愁却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决定自己拯救我自己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计划，基本实现这一计划，我用了三十余年的时间。”口吃折磨作家三十余年，对其写作一定会有极大影响。但是，我们的文艺评论家们很少从这方面入手去探索作家内心，却习惯于“为尊者讳”。比如研究巴金的论述很多，却不见有人从口吃这个角度去研究巴金先生极度的敏感、自尊、自卑、正直、压抑等等心理特征。
没有系统的研究，只有一些零碎的文字记录了文人口吃的故事。有个故事说文革时小将们批判俞平伯，问他：“写过什么毒草？”俞平伯答：“我写过《红楼梦……》。”因为结巴，“研究”两字一时说不出口。小将们一听大叫：“好啊！原来《红楼梦》就是你写的！”“不不不，不敢掠掠掠人之美！”俞老先生更结巴了。“刚才还说你写的，转眼就不认账，真不是玩意儿！”小将说着就往俞老脸上抡了一巴掌。
鲁迅《故事新编·理水》中有如下的描写：“这这些些都是废话”，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……“其实并没有所谓禹，‘禹’是一条虫，虫虫会治水的吗？我看鲧也没有的，‘鲧’是一条鱼，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？”他说到这里，把两脚一蹬，显得非常用劲……
鲁迅笔下的结巴“学者”，当时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影射历史学家顾颉刚。“两脚一蹬”，是结巴嗑子的典型动作，可见鲁迅观察之细微。不过，在有些关于鲁迅先生的记述中，我们会发现先生也是有着一些口吃的。1933年，美子在《作家素描》一文中写道：“鲁迅很喜欢演说，只是有些口吃，并且是南腔北调……”“南腔北调”一词随后被鲁迅用作所编杂文集的书名。
前面我说过，余华糊弄记者的话半真半假，是因为口吃者说普通话其实也是要口吃的。1984年，海盐中学文学兴趣小组搞活动，请来县文化馆的余华和蒉坚亮谈创作体会，两位正襟危坐，中间放个话筒，说的当然是普通话。不幸的是两位都结巴，越说枪法越乱，几乎“嗑不成声”。好在两人还能相互接应，一个卡壳了另一个就把话筒拿过来接着说，一时只见话筒来来去去，话却听不到一句完整的。
今天的余华为何能大庭广众之下言之滔滔呢？其实是自信心提高了的缘故。口吃与自信之间的关系，沙叶新《我曾经是个结巴》一文有很形象的描述：初中时去借书，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，因为“同志”的“同”字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憋了老半天，非要重重地一跺脚，才能说出。每次跺脚时，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声震四座，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……上高中以后，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，很受同学的尊重，自信心也随之增强。口吃居然也逐渐不治而愈。到了大学，更是踌躇满志。不但自信甚至自负，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……到了“文革”，不行了，今日挨批，明日挨斗，精神的紧张，内心的惊恐，使得我又再次口吃……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，我又逐渐恢复了自信，我的口吃也拨乱反正，彻底根治了。
其实，口吃不过是一种心理毛病，但这毛病对作家来说似乎不是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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